到苏州拙政园，不免谈想起晋朝的美男子潘岳。拙政园之名就出自他五十岁，感叹仕宦不达而写的《闲居赋》：“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明朝的王献臣曾因为得罪了东厂太监而饱受廷杖、系狱之苦，虽然日后重新被起用为永嘉知县，但在遭受多年挫折、冷落以后，他已经心灰意冷，所以辞官经营起了拙政园，多少也算是对园林文化做出了一点贡献。而潘岳虽然写了《闲居赋》，表面上自称是拙者，但一直自以为是，没有像他自己所说：“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而是“趋权冒势，终亦罹殃。”不仅害死了自己，还害死了一直劝告他“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的羸老之母。

　 在他年轻时，晋武帝搞了一次天子藉田的仪式，他就写了一篇大事歌颂的赋，同时又过于自以为是，还做小动作，题阁道为谣，讽刺晋武帝周围的山涛、王济、和峤、裴楷等大臣：“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和峤刺促不得休。”晋武帝没理会他，晋武帝周围的人当然也不会喜欢他，所以举秀才以后，“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了十年，才当上了河阳县令，之后三十年“八徒官而一进阶，再免”，迁博士，却未召拜。

　 虽然他在河阳、怀县等地当县令是“勤于政绩”的，但他的不良心态，更促使了他的热心仕进，媚事权贵。先是依附上了大权独揽的晋武帝皇后之父杨骏，没想到，晋武帝死后晋惠帝贾后要篡权，就以谋反罪名把杨骏杀了。潘岳由此被牵连，幸亏楚王司马玮长史公孙宏，在河阳时受过潘岳的扶助，所以公孙宏谎称他是临时性质的“假吏”，才救得一命。然而他并没有接受教训，写完《闲居赋》他又回到京城，去依附贾后的外甥贾谧，成了贾氏集团附庸风雅而召集的文人骚客“二十四友”之首，《晋书》说他与石崇，谄媚到每见贾谧出门都要望尘而拜。在石崇的金谷园中，两个贾氏集团的核心人物唱和，要“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元好问评论他的表里不一：“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然而，细读《闲居赋》，却不难看出潘岳对于仕途的贪恋，和宣泄失意的牢骚。而且选择的周边环境，忍不住的歌功颂德，物质享受的苟细，也都表明他不是一个高情远志，甘心养拙之人。人格分裂是这些人的共同特征，靠在任上劫掠富商致富石崇，也写过《思归引》等等。

　 贾后要废掉愍怀太子，就让潘岳趁太子醉后，依样画葫芦地抄写了潘岳事先所写，劝惠帝下台的文字：“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昏庸的晋惠帝大怒，将太子废为了庶人，并最后被贾后毒死。这就引起了拥护太子朝臣的不满，拥有军权的赵王伦借口为太子复仇，将贾氏一网打尽。赵王伦的嬖人孙秀当了中书令，而孙秀曾为潘岳父亲手下小吏时，被潘岳“数挞辱之”。潘岳还存侥幸之心，去问他：“孙令犹忆畴昔周旋不？”孙秀的回答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果然不久孙秀就说潘岳和石崇、欧阳建谋奉淮南王允、齐王冏为乱，其结果是夷三族！刑场上，石崇对潘岳说：“安仁卿亦复尔邪？”潘岳道：“可谓白首同所归。”《闲居赋》所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变成了母亲，兄弟，以及“兄弟之子，己出之女，无长幼一时被害。”在刑场上与母亲诀别时，他才知道反悔，说了一声：“负阿母！”

　潘岳，字安仁，小名檀奴，所以人们又称他为潘安，形容男子的美貌常常说“貌若潘安”，而“檀郎”则成了妇人称呼她们所爱之人的代称。《晋书》说他：“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加之父祖都当过不小的官，他自己也一直以“少窃乡曲之誉”而自豪。不过，这样的环境和先天条件，却也促成了他“性轻躁，趋世利”而“终不能改”的性格。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0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