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初年王树勋案哄动一时。《清稗类钞》说当时“落第举子留京者，或教书，或入幕，或作馆客，亦有出家为僧道者。”《啸亭杂录》说王树勋就是出家为僧者，他进了广慧寺为僧。此人“性聪悟，剽窃佛氏絮语以为直通圆觉。又假扶乩、卜筮诸异术，京师士大夫多崇信之。树勋以重贿赂诸人之阍者，故多探刺其阴私事......”而且“蒋予蒲、庞士冠等以词垣名流，甘列弟子之位，其余达官显宦为其门人者无算。朱文正公(珪)，正人也，亦与之谈晤。”案发后王树勋坦白：“现年六十二岁，因捐官时瞒了几岁，所以我前日只供五十三岁。我捐监即名王树勋，后来做和尚犯案，在提督衙门捏供俗名王庚夏，并没把捐监情由供出。”他犯在了和珅手里，《啸亭杂录》说：“为和（珅）相访拏，树勋复以重贿赂司员，吉伦为之袒护，因未减其罪勒令还俗而已。”他也承认：“经提督衙门审结枷号，递籍杖责发落”。

建立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皇权统治，其本质就是收割天下，刘邦在宴会上对父亲刘太公说：“从前，大人常说我游手好闲，不能治家业，不如二哥出力。今天，看我打下的家业，跟二哥相比谁多？”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光靠自己无法管理，需要与既得利益集团相互依存。其内部必然产生博弈，博弈的结果必然让百姓承担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这是个无底洞。王树勋供称祖籍为扬州，早年跟著当小官的父亲在外地读书，这就是张惠言《书山东河工事》之所说：“王先生既蓄发，名树勋，以赀入，待选通判。本扬州人，或曰常州之宜兴人。当其为僧时，故有妻子也，僧号嘿然。嘿然者，亦其未为僧时号。”他明白，不被收割，只有千方百计地挤入官僚上层参加博弈，为此必须不择手段。

《清史稿》说他：“值川、楚匪乱，投效松筠军中，以谈禅投所好，使易装入贼寨说降，奖予七品官衔，洊擢襄阳知府。数年，入觐京师，不改故态。”投其所好，装神弄鬼是最好的捷径。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次进京师，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首先是刑部尚书金光悌是个贪官，儿子病重，就请已经是襄阳知府的王树勋治病。于是王树勋“憷以祸福，光悌长跪请命，人哄传为笑谈。”更要命的是御史大夫石承藻挖他当假和尚的老底，嘉庆接到石承藻的奏折后下谕旨：“王树勋著解任，交刑部严审确情具奏。”负责刑部事务的大学士董诰，将正在京城候旨的王树勋拿获，经“下刑部鞫实，褫职，枷号两月，发黑龙江充当苦差。”《清仁宗实录》记载，仅漕粮一项，他就“侵吞银两逾万”，抄没王树勋家产，共抄出白银八万余两，田产三百余亩，另有珠宝古玩若干。

治河是他最荒唐的事。钱仪吉《衍石斋记事续稿》载：“王树勋......始为僧，教人蔬食独处为修炼，卿大夫多从之游。大臣出治河，挟与俱，承命恐后。已而料河事及工筑成败皆不酬。”毕竟学艺不精，容易露出马脚，但这也挡不住他的疯狂。张皋文的《张皋文书》载：“侵嘉庆二年，河抉曹州，山东巡抚伊江阿临塞之。伊江阿好佛，其客王先生故僧也，曰明心，聚徒京师之广慧寺，诖误士大夫，有司杖而逐之，蓄发养妻子。伊江阿师事之谨。王先生入则以佛家言耸惑巡抚，出则招纳权贿，倾动州县,官吏之奔走巡抚者，争事王先生。河工调发薪刍夫役之官，非王先生言不用也。不称意，张目曰，奴敢尔，吾撤汝矣！”王树勋的门徒内阁侍读学士蒋予蒲母亲死了，按规定要“丁忧”去官，他是河南睢州人，却“游于山东，伊江阿延之幕中，相得甚，奏请留视河工，有旨许之。”于是巡抚伊江阿“择良日筑坛于公馆之左，僧道士绕坛诵经者数十人，巡抚日再至......蒋学士北面拜，巡抚亦北面拜，王先生冠毗卢冠，加沙偏袒，升坛坐......”无奈“河屡塞辄复决”，到了第二年正月，王树勋说：“堤所以不固，是其下有孽龙，吾以法镇之，某日当合龙。”让巡抚搞了两次投放用石块、树枝等捆扎而成的堵决口用的填塞物的“埽”，巡抚命投放，“众皆谏，不许”，两次投放都死了役夫数百人，河堤还是合龙不了！

《清吏稿》说：“伊江阿，官至山东巡抚。高宗崩，伊江阿因奏事附书和珅劝节哀。和珅已下狱，仁宗得其书，诏诘责，夺职。既又追论在山东日佞佛宽盗，命戍伊犁。寻授蓝翎侍卫、古城领队大臣。”张惠言说：“伊江阿谪戍伊犁，王先生送之戍所。闻其将归谒选云。”他做和尚犯案回乡后，就有亲戚把他推荐给山东巡抚伊江阿，伊江阿看他颇有能力，便与友人两江总督李奉翰、江南河道总督康基田等人凑了4800两银子，为其捐了一个通判的职衔。王树勋辗转官场的十余年中，又结识了两江总督百龄、刑部侍郎宋镕等人。

案发后，王树勋称自己仅与百龄见过几面，仅为其占课而已。百龄也推说王树勋当过僧人之事并不知晓。还说早年虽见过在广慧寺中出家的王树勋，但并没有深交。而且“彼时王树勋口音虽是扬州，而须发容貌、行动举止全系职官，与前识之僧明心绝不相类”。刑部侍郎宋镕更是在第一时间回奏，称以前确实认识王树勋，但“并不敢有皈依受戒情事”，之后十余年未曾联系。湖广总督马慧裕则说：“王树勋以犯法僧人胆敢改名冒捐通判十五六年之久，叠经滥窃名器，官至方面大员”一事，未能及时查出，实在无地自容，请求给予处分。蒋予蒲也只承认与王树勋尝谈道，还对嘉庆说：“臣实食肉”，并且“会军机章京方饭，侍郎亦饭，尽肉而出。”嘉庆说：“士大夫言修养固不禁，然既为之则不必仕，仕则不当言修养。”痛斥王树勋：“假托佛法，煽诱在京官员及举人、生员等数人皈依受戒，复与外省官员往来交结”，还俗后又“隐匿罪名，朦捐官职，洊升知府，形踪诡异”。无奈此案涉及面太广，最后是对“蒋予蒲宋镕等初降有差”，就草草收场了。

原载《边缘文学》202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