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围山丛话》记载：蔡京曾经把自己能够位极人臣视作偶然，称之为“骰子选”，所以“人间荣辱，顾何足算！”无独有偶，《国老闲谈》也记载：杨亿去祝贺丁渭参政时，丁渭也说了：“骰子选耳，何足道哉！”事实也确实如此，任何时代都有无数贤才被埋没了，“学而优则仕”不过是一句令英雄气短的话。同时让人觉得：以仕为目的而学的志向，未免也太渺小、鄙俗了一点。

身当明亡清兴的关键时刻，明朝廷在回天乏术的情况下，袁崇焕以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的身份，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史书上说务实的他：“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说明他早已预见到了必将发生的危机，而事先有所准备了。

　正如刘邦对他父亲所说：原先你常说我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哥哥勤劳。“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统治者以国家为私产，只不过这块肥肉过于庞大，没有一些帮手是无法下口的。于是他们又面临了与那些学而优则仕，以及不学而大权在握的帮手们，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以私心为核心的博弈。李自成的《登极诏》说崇祯皇帝“君非甚暗”，但“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就算年轻的崇祯极力想有所作为，但无法改变积重难返的现实。崇祯在位十七年间，先后更易了五十个大学士，任免刑部尚书十七人，兵部尚书十四人，以各种罪名杀了七名总督、十一名巡抚。他辩解说：“朕所诛者是贪欺二字。”可是他自己的多疑忌刻，又何尝不是出自“贪欺”二字？那么他又凭甚么“但要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呢？最终崇祯还是无奈地重蹈了永乐皇帝宦官干政的覆辙，其原因不也在此吗？

对于朝廷内部，袁崇焕也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他给朝廷的上表中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并且“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可悲的是，这一切都不幸被他言中了。

　从表面看，袁崇焕不是没有预见到了危险的结局，他在《边中送别》这样写道：“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他不顾“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的个人得失，以他敢走险路，敢担责任，敢犯上司，敢违圣颜性格，造成他最终的人生悲剧。虽然已经有点优入了圣域的意味了，可惜“圣人不死，大盗不止”，那不过是场豪赌，一盘棋无论输赢，关键要自己在玩？

《明史》是清政府在乾隆时期才编撰完成的，正如《四库全书答问》中说：“对于明朝者，乾隆帝欲暴露朱明之短，故收集明代种种失德之记载，使之随古人名著，共传于后世，以永播其恶于人间。”袁崇焕是钦定的褒扬对象而用以丑化崇祯帝，作为袁崇焕对立面的毛文龙，也就连带着不可避免地要被丑化了，所以许多事情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袁崇焕的战功最著名的有“宁远大捷”，但后金军队一共围攻了宁远城才两天，就主动撤走去打觉华岛了；第二次“宁锦大捷”，围攻宁远、和锦州也才二十几天，最后也是后金主动转移。所以明朝廷之所以宣传为大捷，只因为此前后金一来，就有内奸叛乱献城，这两次总算没把城丢了，只为了鼓舞士气而已。而后金之所以没有恋战，恰恰是毛文龙联合朝鲜，出没海上扰乱敌人后方的结果。所以努尔哈赤只围了宁远二天就急着离去了。孙承宗上奏表给朝廷，肯定毛文龙的“以孤剑临豺狼之穴，漂泊于风涛波浪之间”，屡次袭扰、牵制后金之功劳；袁崇焕也在奏疏裡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但是，不同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为了控制在明朝廷中的主导权，又分成了你死我活的阵营，袁崇焕在关外修筑几个孤城的苦守之策，不过是迎合不敢和后金野战，又不敢作战略收缩心理的劳民伤财笨办法。他给朝廷的奏疏里也明白说：指望的是运气和关内援军。于是这一派要把他捧上天，另一派又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极端腐朽的晚明，在各种弊端积重难返中垂死挣扎，正如柏阳所说：是一个愈久愈腐的酱缸。而且里面还爬满了蛆虫，身处其间，是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比较可信的《满文老档》等史料显示：袁崇焕与后金的两次谈和，都被后金玩弄于股掌之上。《满文老档，毛文龙等处来信》还说他写信给皇太极：“请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旁夹攻，则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属尔管辖”，扬言“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并于崇祯元年八月、崇祯二年四月，两次提兵进登州，摆出了背刺明朝的姿态。崇祯帝圣谕：“近乃部署夷汉多兵，泛舟进登，声言索饷，雄行跋扈，显著逆形。”

黄道周在《崇祯长编》中说：“袁崇焕以七阅月之精神，仅杀一毛文龙，而欲以五年不动之期，坐收全胜，身卒磔死，为天下笑。”毛文龙被杀后才三个月，后金就攻到了北京城下，这以后，他们对关外的锦州等地就不是几天，或几十天的围攻了，而是成年累月，直到城内兵粮耗尽投降为止了。袁崇焕要成了明朝在辽东的唯一的依赖，他就可以从朝廷那点可怜的军费中争夺到更大份额了。包括他夸口说五年解决战事，目的也是为此，不仅是他，就是毛文龙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他们太穷了，以致常常因为发不出兵饷而导致兵变。毛文龙的几十万人，要求每年二十万两饷银也拿不到，他说：我东挪西凑，剜肉医疮，就是痴心盼望朝廷明白鉴查我苦衷的一天，而让三军将士能吃饱肚子来和敌人作战。日望一日，结果等来的就是有人不断用冒饷来弹核我。他只能通过商人、朝鲜筹措费用，招致他们都怨恨也是可想而知的。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1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