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溪笔谈‌》说：“宋宣献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所谓“无错不成书”，错，不仅有文字之错，还有立意之错，伪造之错，所以读书不能被牵著鼻子走。胡适在学术研究中反复强调“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原则，所以读书必须存疑。

 ‌     比如”宋玉其人，他的《风赋》说：“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兰台之宫，可以建在各处，宋玉、景差、唐勒以赋齐名，可是除了宋玉的作品，景差只有一篇《‌大招‌》一篇。王逸《楚辞章句》注：“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近代研究者认为是汉人伪托。《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有唐勒赋四篇，但今都亡失。其中，《水经注》所引其《奏土论》中的一段是传世的唯一作品。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唐革赋”，被认为唐革即唐勒，同时出土的还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说明是汉武帝以后的东西，无论是宋玉，还是景差、唐勒，在先秦都几乎没有记载，到了汉代他们才热闹起来，那么“大胆假设”，宋玉等是汉人编出来的也未必不可能，其作品或者是民间无名氏所为，经过了汉人的加工，或者干脆是御用汉赋作者所为。

    “小心的求证”是，公元前279年秦白起率军伐楚，攻破楚国别都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都城纪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破郢都，楚军溃退到陈地（今河南淮阳），将陈作为都城25年；之后楚持续失利，前253年，楚国再迁都巨阳（今安徽阜北），避秦锋芒，之后以巨阳为都12年；前241年，楚国又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一直到前223年楚国被秦国所灭。楚顷襄王公元前298-前263年在位。一般认为屈原的生卒年是约前340年—前278年，那么宋玉事楚襄王时，楚国都城已经在今河南淮阳。宋玉《小言赋》：“王曰：‘善。’赐以云梦之田。”云梦已经为秦所占，楚襄王拿来赏赐，岂不是开玩笑！《高唐赋》说：“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梦之台”；《神女赋》：“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也都是不可能的。

    宋玉名下的《讽赋》说：“楚襄王时，宋玉休归，唐勒谗之于王曰：‘玉爲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大王，愿王疏之’......主人之女又为臣歌曰：‘内憷惕兮徂玉牀，横自陈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谁怨，日将至兮下黄泉。’玉曰：‘吾宁杀人之父，孤人之子，诚不忍爱主人之女‌’”，《登徒子好色赋》：“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进一步翻版的类同不是好作家所为。“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楚国吃尽了秦国的苦头，秦章华大夫为什么还能跑到楚国来说三道四？

        一般认为宋玉的生卒年为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22年。若宋玉是前298年生，此时才十九到二十岁，宋玉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那么他还在沦陷区，又说：“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说明他还在沦陷区成了秦人，没有跟随楚王北迁。也说明宋玉是南楚穷巷的书生出身，他不止一次说自己有师，师又是谁？晋代习凿齿《襄阳耆旧传》说：“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宋玉以屈原为师是不可能的，因为屈原不在沦陷区。宋玉是哪里人也说不清楚，有说是湖南临沣人（《澧州旧志》、《岳州志》及《安福县志》均有记载），还有钟祥人之说等。

宋玉《九辩》中有：“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之句，但他还说：“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弛......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无处......"老年之后的宋玉已经穷途末路。《山海经·大荒西经》: “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九辩》是神话传说中的故事。这篇托《九辩》为名的创作，也很受质疑，不能确证是宋玉的作品。

    宋玉《笛赋》说：“名高师旷，将为《阳春》《北鄙》《白雪》之曲。假涂南国，至此山，望其丛生，见其异形，曰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于是乃使王尔、公输之徒，合妙意，较敏手，遂以为笛。”荆轲刺秦王在公元前227年，此时他已经离开南楚。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晋悼公和晋平公晋平公（前557年—前532年）时大臣，怎么会跑到蛮荒的楚国衡山去，不得而知。汉代人还普遍认为，笛子是直到汉武帝时才由丘仲创制而成的乐器，而东汉马融在《长笛赋序》中就说：“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然后宋玉又在《对楚王问》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与《笛赋》所说也有出入。更有人认为《风俗通》说，武帝时丘仲作笛。之前虽有笛但不称笛，《水经注》：“洞庭湖之右岸有山，世谓之笛鸟头石”的笛，也不是笛子。目前为止，也未发现甲骨文等古文字中有“笛”字，西周至战国时期正式的管乐器包含“籥、箫、篪、竽、笙、管”，没有提到笛。郑玄注《周礼》提到“五空竹篴”，笛古称篴。

西汉学者韩婴的《韩诗外传》称：“宋玉因其友而见楚相”；刘向《新序》则说：“宋玉因其友以见楚襄王”；“事楚襄王而不见察”。王逸《楚辞章句》干脆说他是屈原的弟子。晋代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又说：“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屈原前299年被流放，此时宋玉才一岁，退十步说，他也还是没有成年，不可能拜屈原为师，三闾大夫屈原，也不可能收个穷人为徒。楚国以“公族”和“私族”统治国家，“公族”是指有爵位的公卿大夫子弟，“私族”是指贵族子弟。屈、景都是楚国贵族，宋玉一个出生卑微的穷人，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挤入统治集团去帮闲。

屈原和宋玉一样，先秦文献中几乎没有提及，而且两人各自名下的文章风格大有出入，他们的生卒年也难以考证。《史记屈原列传》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汉初杀功臣，汉武帝也一样，主父偃‌、张汤‌、荀彘‌、公孙遂‌、窦婴等都死于非命。所以怀才不遇，“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也要“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也不许说三道四地直谏。屈原、宋玉都是榜样，而他们名下的文章，由他人拼凑、伪托的痕迹也明显。这个“大胆设想”，是否还会有新的证据，可以用来否定或者肯定，目前不得而知，但读书存疑了，就会进一步加以关注，读书之后的思考，也就“一面扫一面生”，不断别开生面，不再浮于表面了。

原载《笔读》2026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