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朱家角，旧时也称诸家角。其标志性建筑有放生桥，桥联刻着：“潮声喧走马，平分珠浦浪千重；帆影逐归鸿”几个字，桥堍还有县衙的“永禁碑”，禁止的是丐民过宿、烧饭、拴牛、搭棚及淘沙、捕鱼等等。从中不难想象，元末到明清一直到民国初期，处于便利的水路交通网上的朱家角，与邻近的江南古镇一样，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的繁忙景像。明嘉靖、万历年间兴起的朱家角“商贾辏聚，贸易花、布”，在松江府中与朱泾、枫泾为棉布贸易中心。清人陈金浩的《松江衢歌》说：“鱼米庄行闹六时，南桥人避小巡司。两泾不及诸家角，看尽图经总未知。”在庄行、南桥、朱泾、枫泾几个镇中，朱家角地位突出。

从慈门寺僧性潮于清嘉庆十七年所建，清嘉庆十七年，又由圆津禅院僧觉铭于清嘉庆十七年发起重建的这座上海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拱桥，就可以知道朱家角因经济发展而令寺庙的香火之盛了。

民间信仰的杂多，加上文化素养较高的僧人担任住持，就像反佛的韩愈老是要与僧人交往一样，好学深思之士对于传统的反思的同时，儒家士大夫们也乐意寻找“跨宗教”的文化刺激。于是寺庙成了最佳的公共空间。小小的圆津禅院僧里不仅有佛像，还因为传说中的湘西辰州鬼神异常灵验，“辰州符”、“湘西赶尸”等民间信仰传说的流行，也供奉“辰州圣母”像。

邻近金泽镇颐浩禅寺，有赵孟頫、管道升、董其昌、潘耒、魏学渠等名士为座上客，朱家角的圆津禅院与江南士大夫也同样有着密切交往，其中就有董其昌、王时敏、吴伟业、王昶、钱大昕等等。王昶《慈门寺新修钟楼记》说：“吾乡人户不下数万，且寺濒溪，船往来日以千计。”商贾云集，圆津禅院也找到了弘教捷径，他们于顺治十五年、康熙二十年、乾隆四十七年，三次扩建亭台园林，以出世脱俗之品味，建城市山林，吸引南来北往的士人。登上高耸的“清华阁”，遥想当年的殿角鸣鱼、漕溪落雁、帆收远浦......之景，舟楫往来，桥庙勾连，名流题咏之情，还真有几分“无方疗俗故谈禅，飞鸿留痕亦前缘”的空蒙。

　 看过清代“吴中七子”之一王昶的纪念馆，始建于1912年的课植园也是必去的地方。“课植”，有课读之余不忘耕植之意，但有意思的是园内分“课园”与“植园”两大部分。一进园内，一座高高的望月楼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回教望月楼是“邦克楼”的别名。园中除了厅堂、园艺外，有城墙般护卫着的藏书楼，寓意读书明理与金城汤池相辅相成的道理。物质的力量再强大，失去了人的精神充实，也就没有多少价值了。纨绔子弟们吃要吃山珍海味；穿要穿绫逻绸缎；娶要娶三妻四妾；住要住私家园林，文人士大夫也用园林建筑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但在园林中开辟“植园”这样一区农田的，恐怕也仅此一处了。从散发著稻香的水田走过，看到一块江苏昆山县知事蓝光策写于民国七年（1919年）的《农圃者马君传》碑，蓝光策当时为了考察虫害，寓居在课植园里，通过观察，他描写了主人马文卿“夏汗泥涂，冬冒冰雪”以“农圃者“自居的情形：”年七十余，童颜，无须发，貌若四五十岁人，健步如飞“，其形象是健康而充实的。他是将自己与园林以及自然浑然为一体了。不过当时他六十五、六岁的年龄，是被文学化处理了。因为园内还有一块书写于1926年的《五老图序》碑，当年他七十三岁。

碑文开篇是《论语》说的：”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但是”食先于兵，庶而必福，此孔门经世之大略也。“孔子自己也”委吏乘田“，做过不起眼的小官吏，所以没有理由轻视具体的劳作。而”宋儒误解，高言性理，无裨实用“。很独到地把孔子的”焉用稼？“说成了”学非其时，用违其材，子所弗许。“而马文卿也不是间单劳作，他培育的”青角薄稻米“，是当年青浦地区和朱家角盛产的品牌，那时的《申报》也每天都得刊登它的市场行情。植园原有一座”耕九余三堂“，见有人不解，我想：这当然是《礼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是告诫未雨绸谬，预作储备的意思了。有空到朱家角转转，觉得收获还真不少。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4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