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舜钦的《沧浪亭记》说：「予以罪废」，才来到苏州，在「可惜只卖四万钱」的前朝贵人的池馆故地，造了沧浪亭的。而我们知道：屈原被放逐后，渔父为他唱的歌是：「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意思是政治清明时，可以做个清廉进取的好官，政治腐败，则可以像渔父那样「鼓枻而去」做个隐者。那么取名沧浪亭，又自称「沧浪翁」，其对现实的不满和抨击之情也就表露无遗了，正如《宋史》说他：「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益读书，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这个「沧浪」之名，也表现了这种令人惊绝的风格。

北宋到了宋仁宗时，社会矛盾已经相当突出，所以以范仲淹、富弼为首的改革派以整顿吏治入手进行了「庆历新政」。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集贤殿大学士张得像、枢密使夏竦等人，就想到了从帝王最忌讳的「朋党」、「欺罔擅权」入手，利用皇权来阻止新政的推行。夏竦甚至还指使女仆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废立皇帝的草诏，终于迫使范仲淹、富弼离开了朝廷。接着，御史中丞王拱辰、开封知府陶翼等人又将苏舜钦等热衷新政之人「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欧阳修为苏舜钦写的《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中说：「初，君得罪时，以奏用钱为盗，无敢辨其冤者。」为什么「无敢辨其冤者」？那些「有识之士」为什么集体失声了呢？《沧浪亭记》中说：「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表面上似乎是对自己为官的反省，但同时也表达了对集体失声的愤懑。这也就是苏舜钦之所以要大发「反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直趣，不亦鄙哉」之感慨的原因。《宋史》说他答「急难不相救，又于未安宁之际，欲以义相琢刻」的「友人」韩维的信中，讲了他为什么要「世居京师而去离都下，隔绝亲交」的原因：「人无敢言，友仇一波，共起谤议。被废之后，喧然未已，更欲置之死地然后为快。来者往往钩赜言语，欲以传播，好意相恤者几希矣。故闭户不敢与相见，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间！遂超然远举，羁泊于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实亦少避机阱也。」

欧阳修的《归田录》记载：「每岁干元节醵钱饭僧进香，合以祝圣寿，谓之香钱，判院官常利其余以为餐钱，郡牧司领内外坊监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优，又岁收粪墼钱颇多，以充公用，故京师谓之语曰：『三班吃香，群牧吃粪。』」所谓经手不穷，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官场惯例。苏舜卿的「用钱为盗」罪名，却正是「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用了一些卖了废纸所得的钱而已！所以他的妻子在他死后一再说：「吾夫屈于生，犹可伸于死」；「吾夫屈于人间，犹可伸于地下」。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淮南子》载：宁戚曾对齐桓公歌：「沧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鲤鱼长尺半」，表达了他的希望出仕。苏舜卿的沧浪亭虽然说是为了快意江湖，但他并没有忘记「濯吾缨」的愿望，所以富弼等人复出后，他又被任命为了湖州长史，不幸的是，不久他就英年早逝了。

苏州历史最悠久的沧浪亭，绿阴下墙门外的一湾水面上，其实是无浪的，充其量也只在有风的时候有一点涟漪般的粼粼细波，然而它的深处，却记录了一段历史的波澜。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0年9月1日